余世存：汉语的归化和新生 ----《汉语四千年变化潮流》导言
一．
我们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最初是近乎全息的视听一体；后来截断万有众流，将世界客体化，如局部化、有限化和符号化，如此一来，全息思维日益简化为低维单维，世界被扁平化，一度以语言文字的形式陈列到书本上、图书馆里，供人观看。这种视觉思维甚至独霸人类的心智数千年之久。
当现代人日益意识到听觉思维的重要性时，人们已经难以理解言说、吟诵对象时具有的魔力，听与说，都具有超凡的高峰体验。于是，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无意义。
语言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史上的大事，原生文字或者象形，或者指事，或者摹声，都企图象天法地，参与天地的化育，参与天地的沟通。它首先是真实的表达，是人取悦或致意天地自然的产物，话语、符号因此在真实的同时有了善的愿心和信的情怀，就是最暴戾无知的先民一旦熟悉话语的表达、一旦以手指画符，他们的心地也会柔软起来。
语言文字一旦被发明发现，它反过来提醒了人类，自然，美是紧接着真、善之后送给人类的礼物。直到今天，初民运用声音、线条、文字和图象的力量仍有待后人参悟，一如毕加索看到一万五千年前的洞穴岩画惭愧的，其后的艺术创作都是一部衰颓史：“一切都在创造之中，而又在衰败之中。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能画出这里的一切。”
即使说语言文字等符号是一种工具，这一工具也是神圣的。无论古埃及的圣书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梵文，这些原生文明文字在东西方历史上都曾被称为“圣书”。在东方，当文字被造出来时，据说“天雨粟，鬼夜哭”；以至于文字从甲骨、钟鼎、竹简上移步于纸帛时，中国人说，“敬惜字纸。”我们中国人认为，刻在甲骨上、钟鼎上的文字是神圣的，写了绢帛、纸张上的文字是神圣的，它们是呈献给天地的文章、奏表，是取悦神灵的心声，它们的力量真实不虚、不可思议。借用意象音声符号，使得我们人类的文字有着咒语的功能，有着祝祷世界的意义。如何处理废纸，在我们的历史里，有习俗，有仪式。
作为原生文字的汉语文字，有着极为独特的魅力。作为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它有上古、中古、近古和现代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汉语得名于秦后的大汉帝国；在此之前，华夏民族的言语称为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尽管“五方之民，言语不通”，“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但秦汉的大统一，“书同文”构筑了一个社会书面表达的主体间性。文字、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文、作为口头语言的各地方言，并行不悖地得到发展，文言文不仅无远弗届地联接了中国的四夷，而且最终影响了东亚地区的民族，既是华夏文化示范的“价值观”，亦是当地文化效法的表达工具。
汉字的定型亦在秦汉年间完成，它定形为方块字似乎是天圆地方思维的产物，意味着人效法最接近他最托举着他的大地，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一系列过程，人最终参与生成了自然。不仅如此，汉字的书写可方可圆，汉字的象数义理或说形声义似乎伏藏了宇宙和存在的目的，书写汉字因此有着无穷的意味。这一现象使得一代代的中国精英之士参与了汉字的书写，在真实的书写之中，人们参悟着存在的秘密，参悟着存在的美和善；在真实的书写之中，汉字和书写者、诵读者都不是孤立的主体或客体，而是世界的有机体，是意义和目的的生成，是意义和目的本身。
汉语文字也因此成为语体、文体和书体最为丰富的文字。以语体论，汉字最初的一字既可能是一句话，是语言的浓缩；是一个有无穷意味的符号，也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故事，汉字逐渐以二言、三言、四言成为吟咏的对象，但当思维走向深化、具体，连曹操、陶渊明这样的天才都不能阻止四言诗的终结。以文体论，唐诗、宋词、唐宋传奇、元曲、明清小说和对子，一方面日益繁复，一方面又简洁之极。以书体论，从金文、鸟书、简书到碑刻，从篆体、隶体到楷、草、行，汉语文字的表达和书写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穷尽其态。
当其他文化的个体开始专注研思真实世界时，汉语世界的人们可以皓首穷经地研读汉语汉字，甚至借由汉语汉字抵达世界。不止于此，汉字还确定了声音，有人甚至认为拥有四声的汉字是比其他文字多一维度，在其他文字单维地指点世界时，汉字在视觉和听觉的丰富里觉照世界。
千百年来，对汉字的书写和吟诵安顿过无数的中国人，它安慰过乱世中的屈原、王羲之、赵孟頫，它安慰过杜甫、文天祥、汤显祖、曹雪芹，现代以来，它也安慰过鲁迅、穆旦。汉语汉字甚至是明心见性的法门；佛教文化的传入，更推动汉语成为无数高僧大德、诗人才子们参悟的最佳工具。跟穆圣不同，大字不识的慧能是通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开悟的，到了近代，同样底层的文盲王凤仪先生也是通过“做活的”一句话发现了自身和世界的秘密。直到今天，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又在开启重新发现汉语汉字的历程，他们发现汉语汉字里有医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宗教信仰等等，在世俗化如此彻底的时代，个体生活通过母语实践着对存在的归化。
二．
但原生文字的演进跟任何一个系统一样，经历了上升到顶后又不断剥落的过程。生有时、死有时，盛有时、衰有时，这是一个后来者眼里的悲剧，却是大历史大时间尺度里的自然。直到今天，我们人类当下的文明仍少有总结这些经验教益，却怀抱侥幸，企图超越或征服自然。古埃及的圣书、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古印度的梵文，在今天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职业技能，已经失去了当初鲜活的创世并生成世界的能力。但包括汉语言文字在内的原生文字，从未产生过占主流的人能胜天、制天的思想体系，它们的衰败既有偶然，也有必然，但终究仍在大自然之中。
而原生文字一旦衍生开来，如表声的字母和各类假名，这些衍生文字系统就开始取代原生文字系统的位置，随着原生文明的衰落，衍生文字的单向思维一往无前地走向当下和未来，最终与文字创制之初的意义完成了切割。尽管今天“阿尔法狗”的命名使不少人重新思考创世问题，但“阿尔法”早就衍变为英语等语言的字母A，英语世界的语言文字编排就以之为开端，原其本质则是牛头这样的实物。与之相对，汉语言文字的辞书字典，多以天部、地部、人部的次序编排，或以一字开始，都是“一画开天”、“天年”、“天命”的观念表达，提醒生民注意天地的意义。
尤其是，随着文字符号从中心地带、从少数人那里传播开来，文字的变异不可避免，当天下人都以为文字有真实等功能时，当初的真、善、美，此时走向了反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文字既可以使乱臣贼子惧，又成了伪善、丑陋和罪恶的遮羞布。
在文明史上，原生文字系统既受次生文明的收藏、保护，又受次生文明的俯视、审判。不仅如此，衍生文字甚至产生了太多自负的思想体系，它们以物质的名义，消解了精神；以科学的名义，挑战了伦理；以人类的名义，征服的自然；以信徒的名义，消费了上帝……
原生文字硕果仅存的汉字，本身也经历了寿则多辱般的坎陷，它的神圣性在王权抬头的时代曾经大打折扣，它也一度沦为独夫民贼们“口含天宪”或“唯彼威福”的工具，专制者及其帮闲甚至以神圣自居，任意践踏汉语汉字的神圣。言语、文字从一统中收归王权，在此人类世俗化的进程中，“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霸道既剥夺了全民的创造力，又垄断了汉语、窒息了汉字。
至于书写，无论是对汉字的书写（书法），还是对汉语的书写（文章、著作），也最终出现了变异。书家居然是奸恶之人，文章家居然道貌岸然，以至于汉语的发展仿真、伪善、傻美，几乎不再是天地人值得托付的对象。
因此，在汉语世界完成了大一统之后，在秦汉以来的统治者以天的代言人自居之时，民众就开始了争夺对天地、大道的解释权力，无论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信仰，还是替天行道的口号，都表明汉语汉字的正当性是一个问题。一代又一代的上层精英试图突围，甚至援佛入儒，喊出视民如伤、民胞物与的号召仍无济于事；一代又一代的民众起义试图解决问题，结果事与愿违。
但是，对汉语汉字的信仰仍支撑了传统社会的无数个体。西方的学者注意到，当西方人从中世纪走出来，大踏步地征服世界时，中国一流的头脑们却在倡导向内寻找；像朱熹、王阳明等人都曾示范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经验。人们曾经把这一东方的现象当作文化落伍的表现，但经过现代性的异化，不少人重新理解了这一现象的合理性。而当王阳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寻求突破一再失效之时，龚自珍、魏源乃至近现代的精英们都有把佛教文化的持咒修行作为日常生活的功课，那种念诵几十万卷数十乃至数百万遍的修行，公正地说，仍有着信徒的神圣性。
遗憾的是，个别的努力没能阻止汉语的危机。在次生文明开创的“现代性”面前，汉字更是无所适从，甚至听命于异质思维来评判、归类整理，一度面临被打倒的命运。我们的精英之士甚至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语汉字的西化、拉丁化、拼音化等等，成为现代中国转型初期的重要思潮。
三．
黎锦熙先生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是这一中国转型之初的重要成果。美国费城，因有《独立宣言》发布地的殊荣，故在1926年即开国150年纪念之际而举办世界博览会。黎锦熙先生受中华教育改进社嘱托，创编了中英文对照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作为中国教育展品之一，送往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荣获奖章、奖状。黎先生的《潮流图》，在绘制时得到了赵元任、钱玄同、刘半农等先生的参与校订。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古老文化向新大陆精心准备的礼品，也是借新人的眼光梳理自家家底的产物。
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礼物。时至今日，无论是收礼的西方还是送礼的中国，对这一作品的意义仍不甚明了，但中国的语言文字、文体文学在四千年来的来龙去脉有了一目了然的景观，黎先生取法山川河流来比附我们的母语演化，如此形象和简明，几乎空前绝后，后来的中国文学史、汉语史与之相比，基本大同小异，而在形象和简明上，多有不及。类比同时代受西人影响的哲学史（如胡适等人的作品）、历史（如顾颉刚等人的作品），黎先生的作品反而少了一些“民族虚无主义”。
从胡适以降，留学归来的知识人跟国内知识界结合，争到了以西学整理自家文化的地位，在整理“国故”的名义下，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被割裂了。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传人确实有起点即高标的业绩，有中西兼备的视野，有开拓之功；但后来者不肖，因为自己的浅陋无知而仰视民国知识人，对其缺陷、短板几无所知。
其实，就在当时，有识之士一再提醒，中西文化的交流要有文化主体性，如陈寅恪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随后不久，王新命等人哀叹：“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有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新文化运动以现代性的名义，一度坐实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性质和命运，封建专制文化的判词使得古典文化在国人心中多是值得怀疑、批判、解构的。
后来的王汎森先生观察说，中国文化在民国知识人眼中从一个整体分裂成一个个思想分子，“原来的有机联络已经破裂，从它们的接榫处散开，所以成为互不相干的一堆东西。它们游离并重组，为新的目标服务”。无论引进西学的“拿来主义”，还是整理国故的“中西体用”，我们都能看到民国知识人身上有“知识自负”和“隔膜”的嫌疑。
自负跟自卑辅成，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精神或科学思维面前，很多知识人难以想象，文武周孔以降，中国一流的头脑和心灵，会去关注易经，会去格竹子，会去思考阴阳五行，会去探索山医命相卜。很多知识人为自家文化中这些“不科学”、“无逻辑”的现象而感叹，而庆幸自己获得了科学和现代的救赎。但这一自负、自卑都源于自己的知识不足，这一现代转型期的自以为是只不过是历史大潮中的泡沫，它们并非潮流本身。
正如本书著者之一解说《潮流图》时所说，“在今天再去回顾，会发现现代民族国家，资本经济体系，殖民贸易，议会民主，国民教育，个人主义，将文学学科化的社会分工，臣服于未来的时空观，是西欧基督文明演化出的整套架构，成型不过两百年左右。它在其他文明地区的快速输入，所造成的震荡巨大，这震荡至今尚未终结，制造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伤和活力。”
四．
我们说过，在现代性视野里出现的《潮流图》还算是民族虚无主义色彩较少的，这大概归因于母语的魅力。尽管如此，它是在现代转型之初的激进主义背景下出现的，从属于激烈的社会改造。黎锦熙先生就一度主张拉丁化，他也是汉字拼音方案的奠基者。《潮流图》研判历史，因此仍缺乏足够的历史眼光。但它以小溪汇成大河的形象无意中说明汉语言文字有着巨大的潜能，它具有难以想象的活力，不会像其他原生文字系统那样消失在历史的沙漠里、或者成为少数人的研究对象。
探讨汉语言文字跟古埃及圣书、苏美尔楔形文、印度梵文等原生文字系统命运的不同是一件冒险的事。以科学理性分析语言文字不是分析或判断文字的唯一角度，在强势文化也开始反思的时代，我们对文字的研究需要还原文明的背景。
如果从地理决定论来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地理空间虽有区域相对独立性，但跟外界敞开式的联接导致冲突一旦剧烈，就会遭受灭顶之灾。这或者部分能解释这些区域诞生的原生文字系统会消亡，或者成为少数人保管的“化石”。相比较而言，东亚大陆确实有其独特性，它能够跟外界沟通，但又避免了为外界灭绝式征服的可能。文化的冲撞甚至给汉语注入了活力。
语言学的研究分析表明，在秦汉时期开始定型的汉语文字，至少是两种以上文化夹击的产物。如至今中国秦岭汉水一线为中心，水系的名称明显地分为南“江”北“河”；普通中国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而中国的东北、朝鲜半岛的水系称“江”，可证那里的先民跟南方中国的关联。至今活在人们口头上的常用词多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说法：娘、妈；爹、爸；口、嘴；目、眼；牙、齿；奶、乳；狗、犬……这些也都说明汉语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形成的混合语。最近的例子，是上海市的语文教材中把“外婆”改为“姥姥”引起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北方话语对南方话语的压制，南方的网友则表示从情感上难以认同。
考察汉语文字的历史，它并非是由传说中的仓颉等人造出，从中心地区发布推广；而是多中心碰撞混合的历史的产物。南岛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等等，都把自己的精神铸入了汉语、铸成了汉字。“一字多音”的现象，如猪字有鱼部“豬”音，支部“豕”音，微部“豨”音，文部“豚”音；“一义多字”的现象，如人称代词我有余、吾、予、我、俺、侬的说法，你有女、汝、尔、你的说法，他有其、厥、他、之、彼、渠、伊的说法；等等，在在说明，汉语是混合语，有多重来源。
如果诉诸文明背景，中国文明的重要生产生活资料也有着两种以上的来源。比如大家熟知的，如果说鸡、小米、大米是本土之物，那么，青铜、战车、牛、马、羊、麦肯定是外来之物；如果说天干、地支是本土之物，那么二十八星宿、月亮周期历、甚至太极图就都有外来之嫌疑。以短时间、快速来说，不曾注意的短时间是“忽然”，注意到的短时间是眨眼之际的“瞬间”，但当外来生活资料进入时，“马上”就迅速口耳相传，因为它太形象，大家都能注意并体会到其意义，远胜过“瞬间”；但“瞬间”等词并未退出消亡，反而在口头或书面运用中增添了趣味。不仅如此，研究中国两河流域的文化中心的生成，人们发现，这些文化中心在不同时代的兴盛都是不同地理空间注入活力的产物。
按当代学者张经纬等人的论述，以黄河流域为例，人们今天称为之农牧争夺线和三代王都线的文化区，传说中的夏朝是西边来的力量，有证据的商代是东边来的力量；周自西来，犬戎自东来；秦自西来，匈奴自东来；羌自西来，鲜卑自东来；等等，一直到唐宋时代，吐蕃自西，辽自东；西夏自西，蒙元自东等等，仍参与了汉语言文字的“当代性”……如以长江流域的中下游为例，人们今天称为北纬30度上下的地区，是精耕细作的灌溉农业区，在历史的演进里同样有着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良渚文化自南方拓展，广富林文化自西边扩张；马桥自南边来，吴国自西边来；越国自南边来，楚国自西边来；等等，一直到晋自西来，南朝自南来；隋唐自西来，吴越自南来，宋自西来，等等，参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当代性”……
今天，回顾我们的现代中国史，同样如此。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大而言之，汉语世界的流行文化及上层建筑，先后接受过日本文化、苏俄文化、英美文化的影响，这些外来文化给汉语言文字的发展创造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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